抗日军政大学在武乡蟠龙镇旧址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接待了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当我讲到抗大的时候，他们就不约而同的唱起了“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原来他们其中两位是抗大第六分校的学员，这次专程回到武乡，是为了缅怀这片他们曾经学习和战斗过的热土。其中一位给我深情的讲诉了抗大在武乡的艰苦成长历程。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也随之改编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为“抗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和就进吸收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抗大开赴华北敌后办学。1940年2月，抗大总校由晋察冀军区组成的南下支队护送，长途爬涉抵达武乡县蟠龙地区，并在此招收新学员，1940年4月15日抗大第六期在蟠龙镇开学，这是总校到敌后开办的第一期。
　　抗大迁到武乡后，教学与部队、教学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使整个教学增添了活力。当时针对敌后办学常遇敌情、流动性大等特点，加上晋冀豫区是华北抗战的中心，驻扎了许多高级指挥机关，武乡很难负担这么多部队的供给，特别是敌人常常来“扫荡”，因而使抗大在生活中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抗大经常组织学员从武乡蟠龙镇一带翻山越岭，穿过二三百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平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要背上背包、带上几天的口粮在路上吃。到目的地后，由于粮袋少，就用裤管装粮食，用双肩来背负“粮袋”。当时根据年龄大小和体质强弱的不同：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七八十斤，年老体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往返一次约需十来天时间，返回的途中要吃掉一部分粮食，回来后，要分一部分给病号和留守的同志就所剩无几了，休息几天就又开始了一轮的背粮运动，这样大部分时间都是消耗在路途中。
　　背回来的粮食大部分都是作马料的黑豆和高粱，只有少量的小米留给重病号吃，当时石磨少，不能磨成面，只能用石碾压一压，由于这些粮食难消化很多同志都闹上了胃病。又因为体力消耗大，又缺乏营养，患夜盲症的很多，夜行军十分困难。加之疟疾流行，有的还病发痢疾，再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药物无法保障，患病的同志却越来越多。同志们不顾身体的不适，仍坚持背粮，不少人实在挺不住时才休息一下，病情稍有好转又去背粮。有的同志为此牺牲在背粮的路上。有一位学员患疟疾好几个月，身体非常虚弱，同志们劝他在家养病，他却不肯，忍着病痛，仍坚持背粮，他说：“强壮的身体是锻炼出来的，我们只要多运动就一定能把病魔赶跑”。在一次背粮中，由于病痛的折磨，牺牲在返回的途中，长眠于太行山上。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抗大的生活异常困苦，为了保证学习、在背粮过程中，每个学员在背包上挂张“学习牌”写上生字、生词和算术题，让身后的学员边走边读边练习演算。即学习文化、又提高情绪、减少疲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抗大采取“认字　　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使学习与背粮两不误。在行军背粮途中虽然大家负荷很重，累得满身大汗，但通过唱革命歌曲、讲故事，使大家精神振奋，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抗大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在全国各地开办了12所分校，共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这一大批党员，后来成为我军优秀的指挥员，抗大为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军政素质的提高，对坚持持久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军政大学党员在露天课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