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法显纪念馆落成剪彩仪式

 

仙堂山法显像

 

位于青岛崂山的法显雕塑
 

法显画像
 

　　在长治，没有人不认为法显就是地地道道的襄垣人。
　　然而，当你看到临汾一场又一场法显学术研讨，当你看到青岛一场又一场法显归国纪念，特别是当你看到中国最大最权威最新版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也认为法显不是襄垣人时，你还能坐得住吗？
辞海：法显是临汾人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真正到达印度本土而又求得佛经回归祖国的人，迄今恐怕只有法显。
　　因感中国经律残缺，65岁高龄的法显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偕同学慧景、道整等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行求法。法显一行渡流沙，越葱岭，水路兼行，遍布北、西、中、东天竺，后又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求经，带回很多梵本佛经。
　　回到祖国后，法显将自己从印度等地访求到的6部24卷百万言佛教经典，全部译成中文，填补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空白，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于法显的籍贯，早先有长治说和临汾说。梁·僧祜《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及其它有关东晋佛教和僧传的史书记载均有两种说法，一说法显是“平阳襄丘人”，即，襄垣人；一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人”，即，临汾人。
　　但抗战前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5年出版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著《法显传考证》，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以及1981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四大卷本等，都一致说“法显是襄垣人”。
　　可见，抗战前，法显是襄垣人的说法基本铁板钉钉。法显出生于襄垣县虒亭镇，俗姓龚，3岁时被度为小沙弥，20岁受大戒，后从襄垣来到当时佛教兴盛的西安研读佛教经典。东晋隆安三年，为到印度求取完备的经律，他已是65岁的高龄，从长安出发西行，历经14年，游历30余国，终于取回真经。
　　然而，最新版的《辞海》却在559页明确认定法显是临汾人。在“法显”条，该《辞海》是这样记载的：“法显（约337-约422），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郡人，治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这样，就从权威的、学术的角度，把法显的故里认定在临汾。
　　《辞海》为什么这样定论？众说纷纭。一说临汾从学术上，人文上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但这样的定论，显然让“法显临汾说”师出有名。临汾借此大做文章，多次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灵光寺等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中国民族报》、《佛教在线》等相关人士召开法显学术研讨会，并拨出专款建设法显纪念馆。“法显后人们”更是“引经据典”，把法显故里认定在临汾襄陵，把法显出家的寺庙认定在北寺。
青岛：兴师动众迎法显
　　临汾尚未消停下来，青岛接着粉墨登场。
　　山东省青岛市认为，1600多年前，东晋高僧法显远涉重洋，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漂泊至青岛崂山登陆。青岛是法显回归故国第一站。青岛市多次召开“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国际学术研讨会”，最大限度地挖掘这段历史，“本原地”使青岛这个近代取名的城市富有更多、更丰、更厚的文化传统内涵，使文化旅游产业得到更好的融合和发展，使世人更加明白，青岛有历史、有文化、有文明，有法显，不仅有近代和现代的辉煌，更有着远古和古代的灿烂。
　　青岛方面的宣传资料显示，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八月，法显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循海路回国。在海上遇狂风暴雨，船向北漂泊数十日，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初秋，在今青岛市附近的崂山南岸栲栳岛一带登陆。登陆后的法显看到各种植物和野菜，始知已回到故土。经询问土著，才知此处是长广郡不其县之崂山。
　　当时不其城为长广郡的郡治，笃信佛教的太守李嶷听说法显是到西方求经的名僧，就将法显接到不其城内。法显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期，翻译了部分佛经，并在其靠岸登陆处创建了石佛寺。
　　为法显在青岛的壮举造声势，青岛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等大陆和台湾专家学者，围绕法显求法行程、法显求法回国历程、法显与《佛国记》、法显从崂山登陆及入建康事迹考证、法显所带回和翻译的佛教典籍、法显在中国佛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等议题多次展开研讨，并在法显靠岸登陆处建设了栲栳岛潮海院。但史载法显并没有在青岛停留，更没有在此处留下任何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但青岛的“壮举”，已经使那些“法显迷”在青岛“走走、看看，多提宝贵意见”中，赚足了人气，赚足了财气。
　　襄垣：靠什么留住法显
　　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本无可厚非。
　　争夺名人故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原本少有人关注的乡土名人顿时成了“香饽饽”。各地深挖名人资源，借名人之名举办各种节庆活动、祭祀庆典、招商引资，以及建设文化园区、文化广场等数不胜数。
　　反观襄垣，本来早在抗战前，国内外学者就公认法显是襄垣人。始建于东晋大兴年间的仙堂寺，据说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出家之地和弘法之所，遗存有东晋、宋、明、清佛教景观的观音洞、讲经坛、法显故居、宋僧塔林等。2009年，金鑫集团获得开发、经营权后，按照“弘扬法显文化、打造仙堂佛国”的思路，投资上亿元，新建了高19米的法显像和集参禅、研修佛学为一体的梵宫以及法显西行取经所经的8个国家（即法显当时西行取经途经的30余国，按照今疆域为8个国家）佛教馆、西山卧佛、七子闹佛等佛教景观，可谓投资巨大。但这一切，尚处在第一期，第三期开发完在2020年后。比青岛落后15年，比临汾落后20年。
　　所以，临汾动作更快。临汾通过国内最权威的《辞海》在学术上认定法显是临汾人，这比建20座法显纪念馆都管用。
　　文化名人是一座城市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资源，是一座城市文化命脉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塑造一座城市的文化个性，进而确立一座城市的经济走向。文化名人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可疏可近，关键在于当地如何看待和开发。
　　事实上，除去仙堂山上的法显像、佛教馆、西山卧佛、七子闹佛等佛教景观外，在今天襄垣，已经很难寻觅到“法显元素”。如果不是农历三月古庙会、公历十月红叶会、三伏盛夏避暑节等会节，很少有人会想起，这座城市曾经诞生过“西天取经第一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襄垣要打造法显品牌，显然不是建几处佛教馆、搞几个节庆活动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对法显文化的定位；对法显宣传的策划；对法显品牌的推广；对法显故里龚家沟的挖掘和修缮，以及法显精神的弘扬与传承，等等。重要的是，要让襄垣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充分参与，使宝贵的法显文化有群众基础，并且能够薪火相传。
　　因为文化创意、文化发展不仅仅是通过开发一个古迹，变成一个旅游点就能够解决的，更需要在原发性、内生性上下工夫，找到一个和本地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相结合的点。
　　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在平时――对于包括法显在内的文化名人，不能等到他们的生辰或忌日，才想到要去宣传。正如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不能等到快要失去时，才去珍惜。文/段志刚 戴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