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在山西省长治市的晋东南师专工作时，就知道爱读书、爱思考，举手投足与众不同的一位老师——张利。
　　现在想来，那时我与张利好像没有什么交往，有了点交往是在2007年。那一年他与我取得了联系，并通过电子信箱发给我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或写当年武乡民歌之盛况，或写太行抗日民歌兴盛之原因，或对新发现的赵树理佚文进行解读，我读过之后印象很深，觉得他材料搜集得全，很善于发现问题。
　　这就是我对张利的最初认识。直到他把这摞厚厚的书稿寄过来后，我才意识到，他当时正在用功潜心思考着上党文化的分期问题，而那些论文也正是这本专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如今，这部书稿便放在我的案头，拜读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部研究上党文化的力作。
　　说来惭愧，我虽然也是上党人，又在上党地区（晋城、长治两地）生活、工作过不短的时间，但对于上党文化却所知甚少，研究就更谈不上了。读张利的这部书稿，我才知道了上党的来历（“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才知道了上党的地理环境究竟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了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神话均与上党有关，才知道了上党不光有陈廷敬、赵树理，还出过不少文化名人。比如，沁水有个窦渥之，是光绪年间进士，他不满现实，拒不出仕为官，常写通俗诗话、小说讥讽政治时事。后来他穷困潦倒，仍不改其乐天本性。有一年他自编春联曰：“爆竹一声除旧岁，推出穷鬼去，呸！好个杂种这几年弄得我七零八落；金香三柱贺新年，迎进新神来，呀！你老人家从今后保佑我五福三多。”像这样的春联，就写得既有个性又有神采，上党文化人的幽默和洒脱由此可见一斑。
　　这部书稿当然还不止这些。对于上党文化的方方面面，张利可谓上天入地求之遍，于是神话、传说、掌故、建筑、彩塑、绘画、碑碣、民歌、上党梆子、潞商等等，全部进入了张利的考察范围。
　　最给力的是，他紧紧围绕上党区域文化分期这一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以引论~正论~结论的结构形式，用文献、方志、碑刻、考古以及田野作业等多重论据印证，搭建起了上党区域文化分期理论（分别是源头、摇篮期、生成期、积淀期、高潮期、提升期），清晰地梳理和分析了上党文化的历史沿革，形成了上党区域文化分期理论的科学体系。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张利思考文化问题，往往从地理环境出发，全书呈现出文化地理学的方法论色彩，某些论述甚至让我想到了丹纳 《艺术哲学》的思路和写法。比如，他谈太行民歌的特点，首先论述的是地理地貌：“黄土高原的山川沟壑纵横，塬峁连绵，干燥少雨，土地贫瘠。”如此地理地貌，也就形成了此地民歌的最大特点：“高亢激昂、粗犷有力，恢弘质朴、旋律起伏，跌宕如山川一样自由纵横，音域如高原一样空旷深远，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还表现出凄楚、苍凉和与自然抗争的坚韧不拔之感。”甚至张利还意识到了歌声在特殊地理环境中的流动过程：“与山高沟深、河窄水急的地貌一致的太行民歌，自然显得大气磅礴和底气十足，民歌声音从被河流切断的深谷慢慢升起，可以沿着连绵的峻岭铺陈延伸，可以顺着刀削斧劈的绝壁悠悠拔高，直至山巅，可以横绝山头与白云交流，向蓝天倾诉，可以裹着浪花奔涌出峡谷，激越出希望。”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我唱左权民歌《桃花红 杏花白》时总是觉得欠一点火候，因为我已离开那种能与此种民歌形成同构关系的地理环境很久了。我唱民歌时，虽然有音响衬托着，但总归是不接地气的。
　　再比如，张利考察上党文化名人的生长状况，归纳出以下特点：以水为中心的自然环境；以家族为核心的人文环境；以进士为主要构成的身份特点；以著述为主要标志的思想遗存；以古建筑（宅院）为标志的炫耀情结。这种概括不仅妥帖，而且启人深思。读到这里我便想到，为什么以水为中心的自然环境更能够孕育出文化名人？是不是有水的地方天地之间就有了灵气，而人也变得聪颖起来了？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这部书稿材料翔实而丰赡，体现出一种实证精神，也说明张利做足了田野调查。而张利后记中的自况之词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对于区域文化的研究而言，最广泛的积累就是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投射的是一个人的意志品质和一份难于言表的艰难。”难在何处？他说：“考察难，最难在行路。我遇到的情况有两种。遇下雨下雪天，常常误班车，不得不住在百姓家中，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踏上一冬无人登顶的高峰，或步入突然暴涨的洪流中，有狼吃河冲丢失性命的危险。”我当年在师专工作时虽深居简出，但长治、晋城所管辖的城镇也还是去过一些的，深知张利所言绝非夸大其词。而如此做事，我想不仅得益于他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更应该起因于他对上党文化的爱心。因此，这部书既是科学研究的结晶，也是爱心结出的一枚果实。
　　走笔至此，我想到张利开篇不久写下的一段文字：“不在上党生长或没有生活过的研究者，我们称其为外来研究者。他们只是走马观花、潦草应付，对上党区域文化完全没有走心，绝不可能去潜心钻研。因为他们对上党没有情感，没有牵挂，没有第六感觉。有情感、有牵挂、有第六感觉的土生土长的上党研究者，或者长期生活在上党的研究者，我们称其为内在的研究者。他们牵挂太多，情感过剩，在怀抱里精心呵护上党区域文化这个襁褓里的婴儿，容不得外来的批评和责难，其结果是溺爱过多，使上党区域文化不能正常地生长，没有为上党区域文化开拓出一条客观公正、自由发展、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那么，对于上党文化来说，张利算是怎样的研究者呢？他当然应该是他所谓的“内在的研究者”，因为他在其中明显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但与那些溺爱过多的研究者不同，他始终又以较为客观、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这种文化，甚至在一些地方敢于对这种文化批而判之。于是我便想到，既然张利意识到了两类研究者的不足，他在进入研究时肯定是要极力避免这两种研究所存在的诸多缺陷的。而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他已经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而研究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以为已经拥有了一种境界。
　　许多年来，每当有人问起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时，我都会说到长治，但好多人却不知道长治在哪里，于是我便改作上党。幸运的是，他们大都知道上党，并且也会对上党产生兴趣。这样，他们就会继续问我上党的风土人情、文化掌故等等，一旦刨根问底，我就抓瞎了。我可以说说山药蛋派赵树理，但除此之外呢？我脑子里没装多少上党文化，所以只好唯唯诺诺，顾左右而言他。这下好了，有了这本书，以后但凡遇到此类问题，我便可以一推六二五：想要了解上党文化吗？你去读读张利那本《上党文化分期研究》得了。（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