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4日《长治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市委书记郭海亮向李鑫先生颁发老报人证书

　　时下聊起谁是长治最早办报的人，应该是李鑫先生。

　　先生一生三度办报，最早一次起始于1946年，最后一次离开于1980年，虽然每次时间不长，但在峥嵘岁月里却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他与我是忘年之交，他的美德至今仍感染和鼓舞着我。

　　同仁们说他是一片“绿叶”，是一盆“炭火”，是一泓“清泉”，比喻很形象，体会很真切。

　　如今，先生已是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他的敬业坚守和淡泊名利，依然是新闻后辈前行的方向。

　　一片“绿叶”

　　我认识先生，是在1975年12月初的一个上午。那天雪后初晴，寒风凛冽，我和长钢党委宣传部的常润葆同志到报社报到，接待我俩的是先生。

　　“市委决定《长治报》复刊，调一批基层通讯员到报社工作，我是李鑫，代表社领导欢迎你们。”先生一边介绍情况，一边倒了两杯开水，让我俩暖暖身子。随后，他把我俩送到市招待所，安排好食宿才离开。

　　复刊时，报社社长是朱祖德，总编辑是韩承泽，以前见过面，唯独对副总编李鑫不熟悉。这天见到他50多岁年纪，穿一件中山装棉袄，裤子上套着打补丁的劳动工作服，头戴一顶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说话和和气气，走路稳稳当当，感觉像见到了一位乡村老教师。

　　后来知道，先生是河北人，1946年于北京私立山东中学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到石家庄《醒民日报》担任编辑。由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人年轻，有文化，石家庄解放后，被组织上推荐到华北大学进行培养。大学毕业后，被华北局太行行署分配到太行第三联合中学当老师，即后来的长治一中。在教学中，他取得突出成绩，被评为山西省优秀教师，出席了全省表彰大会，并入了党，提拔为教导主任，之后不久又被调入市委宣传部担任文教科长。1965年开展了“四清”运动，市委决定长治报复刊，市委书记王景生点了他的将，由他挂帅，和另一位叫盖天文的同志负责办报。这次复刊，他是负责人之一，而且是报社年龄最大、级别最高的老同志。刚开始条件差，报社在市委机关大楼仅有4间办公室和一间仓库，工商组和农村组暂借了市委家属院的一套家属房办公。每天上下午，先生自机关楼前茶炉房打四暖壶开水送来，大家过意不去，要安排人轮流去打开水，他说这事由他来做，让大家静下心来写稿编稿。其实，先生肩负着更重要的任务，一是协助社长、总编策划复刊后的前几期报纸，二是收听记录新华社播发的要闻。因为电讯设备没有地方安装，只能靠收音机耳听手记，他是这方面的内行，眼睛近视得厉害，记录时还要用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大家看着他很辛苦，又顶不上手。但他每天乐呵呵的，工作非常认真。

　　报纸编排好后送印刷厂打字做版，最后一道工序是校对，先生又不哼不哈来到了校对组跟班校审。那段时间报社有个顺口溜：“记者有名声，编辑受尊敬，校对给人擦屁股，出了差错挨批评。”先生理解校对人员的苦衷，在一次编务会上突出讲了校对工作的地位重要和岗位光荣，语重心长地说：“好马配好鞍，锁头配门闩，校对工作好比一片绿叶，报纸这朵花才会开得鲜艳。”他的话温暖了校对组同志的心，他每天跟班校审更加激发了校对人员的工作热情。

　　自觉当好一片绿叶，是先生持之以恒的胸襟和修为。1946年到《醒民日报》担任编辑，那是一家私人办的报纸，报社的实际负责人是个大商人，社长是国民党驻军32师师长兼石家庄市警备司令，其经营手段为军商勾结，联手发财。先生对这张报打心里仇恨，但是可以借其一角打擦边球，采访一些“花边”新闻呼唤正义，宣传真理。于是，他深入市井街巷和山区农村，反映民间疾苦，传递百姓呼声，撰写了大量的小幽默和小故事，借古讽今，打趣开心，既没有丢了“饭碗”，还引起地下党组织对他的关注。一天，有位亲友引他去了一个地方，把他介绍给一位叫郭玉璋、一位叫张银姐的同志，这两位同志是我党太行军区策一军分区驻石家庄市的地下工作人员，假扮为夫妻在这里做地下工作。这位亲友指示他暗中搜集情报，给郭和张当好助手，具体和一位叫宋中（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体委秘书长）的同志单线接头。从此，先生心里仿佛燃烧起一盏明灯，利用办报的方便四处走动，为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报。正是他严守机密，机智勇敢，又有写作能力，受到地下党组织的信任。一天，郭玉璋把他领到军分区驻地赞皇县当面给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汇报了他的工作情况，两位首长高兴地表扬了他。

　　绿叶托红花，红花扶绿叶。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社会局把他介绍到华北大学学习。华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为培养急用人才创办的，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属于延安抗大的分校。校长是党的“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副校长是成仿吾和范文澜，教授有艾思奇、田汉、吴晗等。在这样一批杰出政治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办的大学接受深造和洗礼，为他一生的信仰和奋斗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先生讲起这段往事依然津津乐道，感慨万千。

　　一盆“炭火”

　　1976年冬天，我父亲患病住进了晋东南地区和平医院。我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服侍，一个星期天，先生突然出现在医院病房，来看望我的父亲。先生眼睛视力差，骑车子困难，是从6里外的家里走来的，让我深受感动。后来，我父亲的病情严重了，医院大夫给开了病危通知书。出院那天早上，是那年寒冬数九的第一天，先生迎着刺骨的西北风站在医院门口送行。他握着我的手说：“占禹，治病治不了命，回去安顿好你父亲，有什么困难打来个电话，报社帮助解决。”我还说什么呢？先生这几句话像一盆“炭火”暖热了我的心。

　　先生主管报社行政后勤工作，兼任党总支组织委员，报社每个同志的家庭状况他都了如指掌，谁遇到困难，他都会出现在面前。记得校对组一位同志长期上夜班，住的地方离报社远，家务事全搁在妻子身上，小两口因此闹起了别扭。一个星期天，先生来到这位同志家里，这位同志的妻子正在洗衣服，他提上水桶帮助打水，交谈中说到报社工作的特殊性，给家属们增加了忙碌和烦恼。当这位同志的妻子得知先生是报社副总编时，赶忙迎他进家，边倒茶水边说：“买菜做饭收拾家，吃饭还要等着他，你是领导，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的火也消了。”从此，小两口和睦如初。

　　还有一位同志爱喝酒，酒后吐醉言，说他是武林高手，报社没一个人能比过他，在座的另一位同志不服气了，放下酒杯要和他比试，当场动起拳脚，结果两败俱伤住进了医院。第二天先生来医院看望他俩，和颜悦色地说：“玩笔杆不是玩枪杆，比文章不是比武艺，伤自己的身体伤父母的心，还让报社同志为你俩操心。”两位青年人当场悔过，之后用心写作，成长为业务骨干，还被市委组织部提拔到处级领导岗位。

　　每逢过节或是冬天来临，先生便格外忙碌，总要挨家登门慰问，问寒问暖，带回问题设法解决。那个年代，过冬储菜关系生计，他和社长朱祖德提前安排，及早部署，由农村部的尚进才、刘志锋联系购买，解决大家的土豆、萝卜、大白菜“当家菜”问题，使报社的同志不为过冬忧愁，安心办好报纸。

　　有一次，先生和我一块下乡，路上讲到张得法同志的家庭困难情况。他说得法的妻小是农村户口，子女多，拖累大，日子过得紧巴，年终救济帮帮他。当时报社编制“一室四组”，报社设有党总支，报社机关设有党支部。先生为副总编、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委员，李照汉为政教组组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我为工商组组长兼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张得法为农村组组长兼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郭进发为校对组组长。每周召开编务会议，得法同志有时就迟到了，影响会议按时进行。对此，先生搞了调查，在会议上讲了他的家在农村的特殊困难，并建议党总支年终救济了他50元钱。这让得法没有想到，在支部会上认真做了自我批评。他感动地说：“平时李总不多说话，关键时候给我添好话，以后我要改正开会迟到的毛病。”说到救济50元钱，时下一些同志会觉得可笑，但在当时多数同志的月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元，50元钱也是不小的数目，对于一个困难家庭更是雪中送炭。

　　先生对大家如暖烘烘的一盆“炭火”，对自己的困难却从不提及。七十年代末调过两次工资，按照文件规定他应该调升一级，但是情况不如意，两次都没有他的份，不少同志感到不公平，劝他向组织上提一提，他坦然地说：“我的工资不低了，没有必要给组织添麻烦。”当然，先生行政18级，在当时宣传系统的干部中工资不算低，但他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啊！再说，他家人多，上有90多岁的老娘，下有4男3女，日子过得并不宽裕。那些年，从未见他买过一件新衣服，即使过大年，也是把平时穿的衣服洗一洗，凑合过去。

　　一泓“清泉”

　　和先生在一起工作，如同面前一泓爽亮透明的“清泉”，你看他一眼见底，他看你一目了然。

　　在他心里没有资格级别，只是一心一意工作。1965年《长治报》第三次复刊，组织上任命他为第一负责人，在抓导向、抓管理的同时，采、编、校的活儿同样做，而且每天带头打扫卫生。当时报社的第二负责人是盖天文，加上编辑、记者张若霞、裴雄飞、申景、史敏、安烈、刘文芳、杨富山不到十人，每周两期报纸按时出版，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把他打成了“走资派”，经常是白天挨批评，晚上办报纸，但他心平气和，无怨无悔。进入非常时期又要求报纸扩版为周三刊，每期报纸的第一版必须登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必须转载“两报一刊”文章，第二版登批判“黑帮”和“走资派”的文章。一版的毛主席像与二版的“黑帮”、“走资派”等字样，不能排在正反两面的同一地方，如果被手电筒照出来就是“犯罪”，甚至会被打成反革命。先生这段时间昼夜不得消停，在编辑部看版样，到印刷厂看印出的第一张报纸，一旦发现问题，立马重排重印。但是防不胜防，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为这样的事他挨批挨斗不下十次。至今说起来，先生的嘴唇还打战。

　　在他眼里揉不得沙子，自己一尘不染，别人也休想占公家的便宜。《长治报》1976年第四次复刊，他是三把手，分管行政后勤工作。对于报社的桌椅板凳和办公器材，以及每月发放多少稿纸、多少墨水、多少采访笔记本和多少胶卷，他都要求财务人员登记清楚，不得有误。当时为解决单身职工的夜里休息，报社打报告购进一批木板，准备请木匠打几张单人床。木板拉回来，先生去验收，左看右看堆垛不够，不由地脸色沉了下来，回头对当时的报社财务会计张爱玲说，你借把卷尺量一量。张会计也是位做事认真的同志，他告诉先生已经量过了，花出的钱和买回的木板对不上数。果然，承办这件事的同志一时糊涂，做了点手脚，得知领导追究责任，悄悄把藏下的木板送回报社。刚复刊时，财政每年拨付给报社的人头费和办公费不到14万元，由于社长朱祖德精打细算，先生把关认真负责，报社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是大家心里舒坦。

　　在他手上掌握了多方面知识，却从来不张扬。先生有“解放牌”的资历，有“大学生”的学历，有从事多方面工作的阅历，但是埋头工作，脚踏实地，始终本色不变。他有很深的编辑功底，改稿校对一笔准，不出一点纰漏和差错；他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清丽规范，从不潦草，即使发个通知也是写得工工整整；他熟悉电码，当时收录新华社电讯稿常用电码代替冷僻字，一遇到难题都由他破解；他熟悉日语，政府外办与日方打交道，企业进口日方设备，时常请他做翻译。他的级别高，职务低，长时间给年轻领导同志当配角，但他心静如水，虚怀若谷，乐此不疲跑“龙套”，扑下身子做“人梯”。

　　今年春节，先生和我聊起他的家事，满面惬意，一脸甜蜜。他说儿女们有的退休了，有的还上班，都有固定工作和收入，都对老人孝顺。7个孙子、外孙，一个在美国留学考上了博士，把父母带到了国外；一个在南京上学考上了博士，把父母带到了南京。还有三个大学生、一个大专生和一个高中生，他们有的上班，有的打工，有的做记者。先生谈笑风生，精神矍铄，我真为他高兴。古人曰：“厚德载物”，先生一路走来，爱党爱民，信仰弥坚，耕耘仁义，播种美德，自然收获快乐和幸福。

（王占禹）